过去20年，先后在香港、纽约、满地可（蒙特利尔）和多伦多从事社区组织工作，一直都与时间竞赛，鲜有机会停下来整理自己的心路历程。所以，从事学术工作以后，我一直都希望写一篇文章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跟社会工作、社会理想和社会理论交织着的关系。这不是为了自娱，更不是出于自恋。我不觉得自己的经历有什么特别，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真知灼见，但我知道这篇文章将会给我一个反思的机会，免得我异化于工作之中。我更相信“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最好的知识是从反醒周遭事物中启发出来的。既然自己经常鼓励学生这样做，自己就更应该身体力行。况且，不惑之年已过，自我反醒也是时候了！
文章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回忆青少年时期遇到的困难和心中的怒愤，第二部分怀缅理想和苦干交错而成的社工梦，接着是离乡背井后思想上的漂泊，最后是再从边缘的位置总结社会工作教育在变幻无常的世界应该持守的中心信念。
困境与怒愤
小时候，家里没有照相机，所以很少拍照，相片只有几张而且都是证件用的。离开香港到海外升学的前一天，我再次翻看这些破旧的学生证、住屋证和身份证，希望可以重拾一点童年往事，把一些记忆留在身边，以便在异地思乡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一点慰藉。不自觉地，我按时序把这些相片排成一行，看看自己在成长中的变化。明显地，童年时的我不甚快乐，双眼无神，头总是侧向一边；少年时的我更看似一个愤怒青年，表情凝重，眉头深锁，好像正受着沉重的压力而处于紧绷的状态。
我不其然地问，这孩子到底担忧什么，又为何愤慨呢？当时我已经从事社工专业5年多，很快便为自己罗列出一连串的原因。是的，这孩子年少时无心向学，成绩差劲，顽皮不堪，差不多每天都被老师罚留堂，母亲也常常被班主任和校长召见，逢二进一，足足花了9年时间才能完成小学课程。他出身寒微，家境淸贫，爸爸当建筑散工，雨淋日晒，体力劳动，勉强维持一家9口的生活。那年，父亲因病不能工作，妈妈便要日夜两班，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大姐小学还未毕业就要跑到工厂干活。母亲和祖母之间总是存在着要跨也跨不过的鸿沟，三天两头便会斗气吵架，家中鲜有安宁的一天。妹妹天生智障，出入都要家人照顾……
可是，想深一层，以上种种都只是六七十年代香港一般劳工阶层的写照。对于在公共屋邨成长的一代人来说，这些处境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实在不足为奇。正由于这些处境在当时的社会是那么普遍，所以大部分置身其中的孩子们都会不以为意。温饱的问题来得贴身具体，快乐与否可能是太过抽象了。坦白说，我年少时也意识不到自己原来是这么不快乐的。事实上，跟我青梅竹马一起成长的，大部分都是读书不成、年年要打升级战的孩童，成绩差劲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劳工阶层，入不敷支的家庭比比皆是，天天吃过早餐才上学的反而是少数。家庭纠纷、婆媳不和更是家常便饭。那么，既然别的孩子可以快快乐乐地成长，我却为何充满怒愤呢？这个问题正是我进入社会工作教育初期经常思考的问题。
那时候，社工系的同学们十分喜欢研究彼此的性格。一些个性比较鲜明的自然成为众人的分析对象，被定性为“愤世嫉俗”的我更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研习个案了。有的把我说成心怀苦毒、负面偏执，有的认为我善恶分明、批判力强，对我有赞赏，也有控诉。此外，部分老师和同学会更进一步按照个别的性格类型为大家“编配”不同的工作。例如，文静内向、善解人意的适合个案工作；友善健谈、活跃好动的适合小组工作；思想宏观、能言善辩的适合社区工作等。每次听到同学和老师们的“分析”，我真的感到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也关心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我是十分抗拒被他们简化定型的。我认为这些定型和归类法对了解个人和社会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相反只会成为互相了解的障碍，因为它们不能反映现实世界的多元性、可变性和复杂性。况且，这些分析背后隐含着许多可怕的倾向：首先是他们常常把同学们外显的性格过分心理化(over-psychologized)而缺乏结构性的社会分析；其次同学们的性格被看成独立存在的客观事实，甚至是我们行为的主要导因。我从来没有否认自己心中的怒愤，却慨叹师友们鲜会尝试了解我们的经历和挣扎！我也不同意社区组织者不用善解人意、个案工作者不需要有宏观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这种定型分析法实在有违社工专业所倡议的基本信念——人和社会都是可以更新的。试想，如果我们的性格真的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工作专业和教育工作还有它们的价值和希望吗？
然而，这种归类法之所以如此流行是因为它的吊诡性。不论这些认知如何以偏盖全，一经流通便容易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参照，甚至规范了我们对性格的差异、性别角色和种族文化的了解、甚至相互的交往和期望。从论述背景中消失的是行为、思想、信念、和困难形成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政治性。就在思索这些问题的那一刻，我开始明白到自己为何在少年时期变得这么紧绷和充满怒愤。
年少时的我无心向学、个性反叛是事实，黑势力在我居住的屋邨非常活跃也是事实，周遭的邻居和朋友也不乏黑社会成员。抚心自问，我从来没有加入黑社会的打算，更没有倒乱作反的意图。别人称我们的屋邨为“红番区”[①]，我和朋友们根本不会放在心里，因为我们都是在这里长大。在不了解北美白人对原住民的侵略和压迫的情况下，我们更没有意识到这标签背后所含的种族偏见和殖民主义。可是，当我步出这个所谓“红番区”的那一天，我便开始深深的体会到社会对我们这群青少年的偏见。
花了9年时间才完成6年的小学，我得以在升中公考取得优异的成绩，并考进了附近一间颇有名气的英文中学。怀着兴奋，我走到学校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学校跟我家距离不远，步行亦只需要三十多分钟。校舍整洁典雅，四周都种满各式各样的花草树木，可谓鸟语花香，衬托着小小的天主堂，给我一种神圣庄严的感觉，我不禁惊叹自己是如何的幸运！现实世界的无奈却总是离我不远，还未办好注册手续，当值的老师便告诉我，训导主任正在旁边的会客室等着见我。刚刚坐下，主任便刹有介事的向我提出警告：你要知道这里的学生绝大部分都是品学兼优的，虽然你凭公开考试的成绩入读本校，但我们对你的背景却十分关注，你以后一定要好自为之，因为我们将会特别留意你在学校的一举一动！
那时，我只有13岁，根本不懂得怎样回应，但内心却感到十分无奈。这就好像自己没有犯案，便被成年人的社会定了罪！接着的5年，我便成为训导处和驻校社工的常客，经常受着全方位的监管。幸好，这样的学习环境虽然强化了我“愤世嫉俗”的个性，却叫我更明白身处社会边缘是怎么一回事，巩固了我对弱势社群的认同，也启发了我对教育工作和社会服务的批判和怀疑。怎么想不到，自己竟然最终选择了社会服务为终身职业，更成为社工教育的工作者。
梦想和理念
中学毕业前半年的一个星期六，我和同学们按照惯常到球场踢了一整天的足球，然后悠闲地在球场边卧着谈天。在深秋的晚霞照耀下，我们这群学业无成的青年开始谈到了一个大家都逃避已久的问题——各人毕业后的去向。当中有的计划到酒楼饭店当服务员；有的会投考工业学院获取一技之长，希望成为技术人员；有的打算投考做警员；也有的不以为然，觉得想什么都没有用。最后，我的答案叫大家抱腹大笑，因为我半说笑半认真地告诉他们：我要做一个真正能够帮助人的社会工作者！
步进80年代，香港的社会服务已经全面地实现了专业化，职级完全与学历挂钩，要成为社会工作者就先要完成大专的文凭或学位课程。以我当时的成绩来算，要当社会工作者可说是异想天开、白日做梦！况且，当时距离公考不足半年，无论我如何努力，要获取优良的成绩升读政府津助的大专简直是不切实际、遥不可及！回家路上，我再三反复思索自己的前途，发现自己对这“社工梦”是十分认真的。我想，我们这些被老师长辈们都不寄厚望的青年，如果有好的社工关心和指导，如果我祖母能有社工开解和安慰，又或者如果智障的妹妹可以得到更佳的特殊教育，这个社会不是会更好吗？虽然我对社会工作的认识不深，也不太了解社工课程的入学要求，但我真的希望能够以服务弱势社群为本的工作为终身职业，既可以帮助别人，又可以帮补家计。
由那天开始，我便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拟定了预备公考的读书计划。每天下课后便跑到附近的自修室温习，晚上回家继续挑灯夜读，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经过6个多月的努力，我成功考入了大学预备班；随即再接再厉、努力不懈的向大学入学考试进发，最后得以如愿获得香港浸会大学的社会工作系取录，开始实践社会理想和社会公义的“社工梦”。更重要的是，这几年的学习，开启了我对社会科学的兴趣，让我更了解社会制度、成长的际遇和社群关系如何形成我们的身份认同和存在意义，以及个人和社会行动可以怎样抗衡外在环境的制约，好让个人和群体保存他们的主体性。
大专毕业后，为了进一步扩阔社会理论的视域和探讨实践的方法，我经常与几位志同道合的社工朋友，组织研习小组阅读和讨论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经验，尤其是战后西方的国家、资本和社会福利三者之间的共生关系 (symbiotic relations)。我特别关注的是在这三者互动下所建构的文化霸权，如何透过社会服务和社会工作者把社会问题个人化，以及制度性问题的受害者病态化。
如今回望过去，我那时候对西方的社会理论和社会运动的确十分倾慕！觉得西方的统治者和民间力量总是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要改革和进步，就必需要学习他们的经验。不论是纯真、误会，还是自欺欺人，在求知和崇洋的心态交织下，我把多年工作得来的积蓄全数投注于海外升学的计划。希望透过社工硕士的课程更深入认识为何新社会运动在北美造成这么深远的影响，并探讨他们的经验为香港和神州大地的弱势社群可能作出什么贡献。还记得，接到加拿大麦基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取录通知信的那一天，我是多么的高兴，多么的雀跃！前路可能充满挑战，我内心却满载美好的憧憬。
离别后的飘泊
不知不觉间，移居北美已经16年了。离开香港的时候，我根本没有移民定居的想法。经历过80年代的民主回歸梦，我十分希望可以早一点完成社工硕士的课程，为将要脱离英国统治的香港出一分力。再者，谁又会甘愿离乡背井，寄人篱下呢？可惜，沧海桑田，世事无常。因着种种的原因，我最后还是留下来了。在尘世飘泊间，这一别却是多少忧郁，多少孤单！无论原因何在，既然决定留下来了，就应该积极地为自己再定位，延续多年来为自己带来动力和希望的社工梦。
跟其他新移民一样，我首先要面对就业和基本生活的问题。凭借本地的学历﹑移民的体会和中英文的语言能力，我很容易便找到工作，而且都是服务新移民和少数族裔的社区工作。这样既可发挥一技之长，也可服务跟自己活在同一处境的人，让我很快便能在异乡找到寄托。在香港的时候，我和同事们曾在临时房屋区开设社区中心，为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提供服务，协助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和适应香港的制度和生活。那时，我经常听到他们慨叹人离乡贱，在香港无亲无故，失去依靠，甚至遭人轻视。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我，意识上是明白，却最多只是同情，达不到感同深受。虽然我曾多次质疑社工同事会不会把我们的价值观强加于这批新移民身上，但却连我自己都说不上完全了解他们的挣扎。
如今，我自己也成为一位新移民，而且是有色族裔的移民，说的是带着“口音”的英语，我开始真真正正地明白了“人离乡贱”的感受。不论是纽约曼克顿下东城区被屋主欺压的租客、满地可（蒙特利尔）华埠因为嗜赌而欠下巨款甚至家破人亡的赌徒，还是在多伦多遭遇种族歧视的受害人，他们都在提醒我，北美的社会工作者关心的不单是新移民的发展机会和生活质素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要挑战不公平的制度，让移民社区真真正正地与主流社会相结合，让少数族群成员培养出应有的归属感。从政治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这份归属感正是公民社会的根本所在。
在考虑是否于北美定居的那年，我曾在麦基尔大学的校园跟著名社会工作学者彼得·伦纳德（Peter Leonard）讨论去与留和归属感的问题。言谈之间，这位来自英伦的教授一声长叹，接着再淡然一笑！原来这些问题已经困扰着他十多年了。他指出公民身份和归属感是两个相关但却绝然不同的问题。公民身份是法制上的地位，连续居住加拿大三年后便可申请，它给予每一位公民平等的权利，也期望我们履行应有的义务。可是，不是每一个公民都可享受到同等程度的归属感，结果要视乎我们是否愿意投入新的社会，以及加拿大社会怎样看待新的成员。简言之，融合(Integration)是相向互动的结果，成与败全靠双方的努力。否则，只会是神女有心，襄王无梦！他本人就花了足足10年的时间，才对加拿大产生吾国吾家的感觉。当时，我不禁自问：一个来自英国的
加拿大立国至今，少数族裔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说法，在学术界已是不争的事实。多伦多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赖茨（Jeffrey Reitz）完成的社会调查指出，35%的华裔新移民都表示曾经遇到种族歧视，只有19%的白人移民表示曾有类似的遭遇。去年，加拿大统计局更发出警号，在过去10年才抵加的移民更可能长期活在贫困的境况。
可是，不少移民朋友向我表示，他们根本不期望自己会被全然接纳，因为既然自己选择离乡背井，所以早就有了受寄人离下之苦的心理准备。他们只期望自己在加拿大土生土长的子女可以免受二等公民的待遇。到底新生代的青少年又是否更能享受平等和融合呢？杰弗里·赖茨（Jeffrey Reitz）的调查揭开了叫人无奈的现象，调查显示，居然有42%的新生代少数族裔青少年表示也曾遇种族歧视，只有10%的白人青年有类似经历。为进一步了解新生代青年对国家的归属感，统计局于2006年进行了一项名为“多元族裔调查”(Ethnic Diversity Survey) 的研究。结果发现只有40%的少数族裔的新生代表示对加国有归属感，这数字竟然比他们的父母还要低！
加拿大政府向来以成功实践多元文化自居，却在消除种族歧视的工作上每每掉以轻心。单从这些数据来看，政府和社会工作专业都有必要正视少数族裔对国家的疏离感。过去十多年，透过教学、研究和社区参与，我致力于打破这种“二等良民”的迷思，鼓励社区团体和青少年们积极参与社会的建设，发挥我们享有的公民权利，在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向加国社会施加压力。作为一个公民，一个社区工作者，我已做到问心无愧。但说实话，我却经常怀疑自己到底是否真的属于这个国家。到底何时我们才不用再纠缠于去与留之间的抉择和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我们再要等多久才可以成为当中的一份子，畅所欲言的全然投入这个社会，在这片新土壤上生根发芽呢？
无常中的依靠
想不到，就在离离合合和去去留留之间，加拿大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无根之际，加国的天空成为了我们的知己良伴。这里秋天的红叶和寒冬的白雪，见证了我们多少的挣扎和伤痛。在繁星夜里，我们细诉自己对家人的记挂、朋友和爱人的关爱以及社会和国家的负担。四季变化无常，但我们对这土地的感情却越来越深。故乡的人和事我不会忘记，加拿大的一草一木却在不知不觉间在我心里生根。别人对我们的歧视和偏见，叫我对这社会更感承担。中国有句老话：人争一口气，树活一张皮。我不赞成人生的价值必须在只争朝夕中体现出来，但为了保障少数族裔和其它弱势社群的尊严和权益，抗争是必须的。正所谓：我争故我在！
奇怪的是，现实处境的无根状态居然渐渐成为我认识周遭人和事的参照。能够在自己成长的土地和社会生活，固然是一种福气，但却容易使我们习以为常，以为约定俗成的就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事实上，人世间悲剧的出现，甚少是由于人的无知，相反，更多的都是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真理！尤其是身处于社会精英阶层的人，更难察觉到自己的身份地位可能已成为阻碍他们认识人间疾苦的盲点。君不见无数曾经火红的革命份子，变成思想封闭的高干！或是热心助人的社会工作者，化成因势利导的机构老板！
回望40多年的浮世情，20多年的社工梦，我深深的体会到主观意志在人生旅程的重要性。经济困难、社会制约和家庭纠纷都是客观存在的困境，可是它们绝不能完全主宰我们的未来。离别﹑歧视和处于社会的边缘，也可给我们十分特别的人生意义。但愿我下半生的未来，我可以继续在改革外在社会环境的同时，看到人生的希望和价值。
多伦多的秋夏，天空特别皓洁。明月和繁星经常把长空照得通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长空中，我不但能看到一颗一颗的明星，更能重温过去二十多年来在社会服务和平权工作上，跟我并肩作战的同事好友。在星夜里，我还看到每一位朋友亲切的微笑，感到他们真挚的关怀。无论他们身处何方，祖国的黄土地上、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海傍、满地可（蒙特利尔）的唐人街的饭店、还是纽约曼克顿市的大桥，对社会的批判和忠诚，仍然紧紧地把我们的心连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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